作者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晨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介绍

    在当前政治传播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计算宣传成为新一轮“社交媒体新冷战”的主要手段。

    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COVID-19疫情不仅引发了百年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还引发了另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流行病”。 2020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可能出现“信息流行病”：过多的真假难辨的信息将使人们在真正需要时难以找到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决策指导。 [1] 迄今为止，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而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疫情信仰”仍在社交媒体上泛滥，进而加剧了疫情的影响。此轮“疫情信仰”与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以及近年来新兴的“算力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

    计算宣传（ ）是新媒体技术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新的政治传播范式。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发生，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基于客观事实和理性分析的公众讨论已经让位于诉诸情感宣泄和“愤怒”、“谩骂”来表达立场。这种“后真相”的扩散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及其所依赖的算法推荐直接相关。 [2] 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逐渐下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种经过包装、未经证实、充满特定偏见或情感色彩的“错误信息”（ ）和“虚假信息”（）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做出判断的来源。简而言之，“计算宣​​传”已发展成为公共传播的主导力量。

    “计算宣传”的概念属于“社会数据科学”的新兴研究范畴。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算法、社交机器人、自动化代理、网络巨魔等形式发展起来。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传播虚假或错误信息、制造信息污染、攻击政治对手等一系列破坏网络信息环境和政治传播生态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技术隐蔽性，通常很难被察觉或察觉。它可以通过大规模信息泛洪、低质量信息传输和短期信息轰炸来实现20世纪初出现的“信息战”和“心理战”。它具有像“神奇子弹”或“皮*射器”一样强大的传播效果。然而，与传统“两次战争”中使用的显性手段不同，计算宣传是更先进的“隐蔽传播”的最新类别，其手段和效果更难以察觉和监控。对于普通网民来说，在一定时间内接触到的信息有限，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参差不齐。在计算宣传的干预下，他们接触到大量被操纵的信息。观点将发生微妙的转变。

    在当前政治传播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计算宣传成为新一轮“社交媒体新冷战”的主要手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表明，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机制已初具规模，对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构成严峻挑战。 [3] 为此，加强计算宣传的研究和防范已成为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

    从宣传到计算宣传

    “宣传”一直是西方传播学的核心话题。 1927年，传播学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D.）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为主题撰写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传播学界普遍对“宣传”一词进行了定义。作为“有意识和系统性的尝试，影响感知、操纵认知和引导行为，以进一步加强与宣传者目标一致的具体反应”[4]。

    “宣传”一词在英语中的拉丁语含义是播种和繁殖，在 17 世纪被用来描述教皇为响应宗教改革而传播天主教教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第一次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系统性的宣传运动——“宣传战”。 [5] 二战期间，这个词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厚。欧美圈子将其与纳粹德国联系在一起。同时，它还被赋予谎言、操纵、欺骗等负面内涵，并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夸大。已成为臭名昭著的贬义词。事实上，它和中文中更中性的“宣传”并不是完全对等的翻译，后者更接近“宣传”。

    随着传播生态和技术手段的演进，“计算宣​​传”的概念由美国学者伍利（）和英国学者霍华德（）于2016年正式提出，指的是“利用算法、自动化、人工策划和传播”。 “在社交平台上有目的地操纵和传播虚假信息。”[6]可见，与完全由人类控制的传统宣传相比，计算宣传的核心在于算法技术的运用和工作。算法的规划和展示是借助人工手段进行的，因此具有隐蔽性、自动化、精确性等特点，算法本质上是在计算机软件中用代码实现的计算指令，形式上表现为流程。计算宣传中算法的运用还体现在数据采集、信息生产和分发的整个链条和过程中。对于目标用户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帖子，很难判断是否是有组织的宣传行为。他们常常将其误认为是“主流舆论”，因为它产生的“体积泡沫”，导致普通民众迅速“跟风”、“跟风”，导致政策制定者和精英的误判。

    从运行机制来看，计算宣传以算法为技术基础。通过构建“平流层”通信生态，生产和分发海量信息，并部署和使用机器人完成相关指令。具体来说，首先，传播主体利用算法控制信息呈现个性化推荐，在网络空间构建“回音室”、“信息茧”等传播机制。在“选择性接触”的心理作用下，用户只能接触到自己感兴趣或观点相似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观点会逐渐固化，甚至两极分化。其次，该算法可以通过适应分发规则、精准定位用户心理，批量生产“垃圾新闻”。研究表明，后者必须满足以下五个维度中的至少三个：专业性（专业性）、风格（风格）、可信度（可信度）、偏见（偏见）和假装（），并对上述维度进行了具体设置。对指标进行定量检验，以确定是否将其归类为“垃圾新闻”。 [7] 最后，部分或完全由算法和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用于政治目的的社交平台账户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机器人”（Bots）海军，通过混淆真相传播大量“垃圾新闻”以真、以量取胜。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封闭的沟通体系。简而言之，计算宣传以“垃圾新闻”为载体，以政治机器人为工具，在其构建的“回音室”或“信息茧”环境中发挥作用。

    计算宣传的现状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OII）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已在81个国家发现有组织利用社交平台进行算力宣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证据，并呈现出趋势的逐年增加。 [8]报告按照传播主体将当前计算宣传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政府机构主导的。在62个国家发现了政府机构使用计算宣传影响舆论的证据，包括媒体和互联网管理部门、军队、警察以及政府管理或资助的媒体。第二类由政党或政客主导。我们发现 61 个国家的政党或政客使用计算宣传工具和技术作为其竞选公职的一部分。这说明社交平台如何成为数字竞选活动的核心，许多政客利用它们来传播虚假信息、压制政治参与和贬低对手。第三类是由商业公司进行的。在 48 个国家发现了政治行为者与提供计算宣传相关服务的商业公司之间合作的证据。相关商业合同价值总计超过6000万美元，实际价值还要高得多。第四类以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为主，包括各类民间组织、青年亚文化群体、黑客、边缘弱势群体、网红意见领袖（KOL）和志愿者等，这些群体之间界限不明确，其成员也较多。经常相互重叠。其中，23个国家发现了社会组织主导的计算宣传的证据； 51个国家与KOL合作进行计算机宣传。

    OII的研究报告从工具、内容和技术三个方面更详细地分解了计算宣传。从工具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前面提到的由“政治机器人”操作的自动化账户，它们被用来放大或淹没特定的叙述。此类账户已在 57 个国家被发现。第二类是人为操纵账户。此类账户虽然自动化程度不高，但分布广泛。 79个国家已发现相关病例，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2020年6月，《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由特朗普支持者组成的名为“转折点行动”的网络巨魔在和上传播有关邮寄投票和新型冠状病毒的宣传。的虚假信息。 [9] 还有一类真实账户，即被黑客入侵、被盗或冒充的具有真实身份的账户。他们占比不高，与上述几类账号合作开展传播活动。

    从内容上看，有计划的宣传根据其立场可分为四类：亲政府或政党、攻击对手、镇压异己、制造分裂。相应地，这四类内容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技巧来进行计算宣传。第一类是传播主体捏造各种欺骗性的“信息模因”，包括人为篡改的表情包、“深度*”的图片或视频等。第二类是利用数据驱动技术对用户进行画像，精准传递相应信息。第三种是在社交平台上攻击反对者及其支持者，通过谩骂、诽谤、人肉搜索、网络骚扰等方式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最后一种比较特别。它利用平台的算法管理规则来“以毒攻毒”。它利用机器人喷子转发“敌人”发布的大量真实信息，造成流量异常的后果，或者对相关内容进行大量投诉，促使平台运营。商业伙伴削弱、降级甚至移除对，以达到“压制”对手的目的。

    近年来，算力宣传已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化、集约化的政治传播机制，按照行为、支出、工具、资源等多个维度可分为三个层次。

    处于早期阶段的国家拥有小型计算倡导团队，仅限于国内运营，仅在选举或民意调查期间活跃，一旦结束就停止。阿根廷、德国、意大利、荷兰、希腊、西班牙、瑞典、南非等国家均属于此类。

    处于中期阶段的国家拥有一定数量的专职计算宣传队伍人员，对信息空间进行长期控制，与多个行为体协调，使用多种策略和工具，有时还会实施影响海外的行动用户。代表性的有奥地利、巴西、捷克、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韩国、泰国等。

    在那些进入高级阶段的国家，其计算推广团队有很多专职和兼职成员，并且有充足的研发和运营资金。在实际操作中运用各种技术和工具开展境内外传播活动。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印度、以色列、乌克兰、沙特阿拉伯、菲律宾等国家均属于这一级别。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计算倡导

    计算宣传已逐渐从少数国家出现的概念范式演变为全球实践趋势。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为计算宣传的深入和扩大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0年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为计算宣传的深入和扩大提供了有力保障。全球范围内宣传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导致前所未有的“信息流行病”的发展。

    为此，OII组建了“疫情期间的计算宣传”研究小组。 2020年4月20日至8月3日，发布16期周报，跟踪监测()、()、照片墙()、优图()和()等社交平台，分析计算宣传和推广的热点话题。其传播效果分为以下三类：（1）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有害的误解； （二）关于病毒起源和疾病污名化的阴谋论，特别是针对华人和亚裔社区的攻击； （三）对福奇等主张严格防疫的专家和大力抗击疫情的人的批评。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

    从话题和内容来看，疫情的网络宣传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特征。一方面，2020年“大选”与“疫情”重叠。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都采取了以“疫情”引导“选情”的策略。诸如此类的紧张和相互批评，迫使公众对防疫的认识与政治立场挂钩，形成了“所有人反对”的舆论生态。政府、媒体、专家的公信力大幅下降，防控措施难以有效实施。实施最终导致美国疫情蔓延和失控。另一方面，随着“抗疫”失败和“抗议”发酵，白宫利用外交问题掩盖国内矛盾，对中国抗疫举措采取“污名化”，夸大病毒起源阴谋论、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各种国际合作机制，加剧了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从流量和传播效果的角度，OII研究团队比较了142家“垃圾新闻”网站和15家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用户参与度，包括点赞、评论、分享等指标。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传播“垃圾新闻”的社交平台虽然在用户参与度各项指标上均低于传统主流媒体机构，但仍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单日参与率达到。数十万倍的数量级，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但从单篇报道或单条推文的平均用户参与度来看，“垃圾新闻”在大多数情况下高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表明前者会比后者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互动。这可以进一步证明“垃圾新闻”强大的传播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相关话题的“热度曲线”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明显波动，这说明与疫情相关的算力宣传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也就是说，社交平台上总有一定比例的虚假信息被刻意制造和传播，这无疑增加了抗击信息疫情的难度。久而久之，“实验室病毒论”等政治势力精心炮制的虚假信息，在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推波助澜下，借助尖端科技手段大规模传播。它长期称霸银幕，影响力遍及全球。这样的谎言已经屡屡发生。千遍之后，就成了无人能争辩的“后真相”。

    研究显示，2020年6月至8月期间，社交平台上流传的15000多条有关疫情“阴谋论”的谣言中，有2427条及其包含的标签来自同一来源。 [10]这充分说明，以社交机器人作为关键传播节点进行的计算宣传，已成为这场“信息流行病”的根源。

    此外，社交平台的传播生态和广告运营模式也有助于算力宣传在短时间内的传播。 “搜索引擎优化”（SEO）的原理给计算性宣传和虚假信息披上了“商业广告”的合法外衣。算力宣传的经营者可以通过海量传播、付费广告等手段，让用户接触到他们创建的“垃圾网站”（比如“反对强制戴口罩”的组织）以及通过关键词搜索推送的信息，其中大量的信息被传播给用户。其中一些是阴谋论和虚假信息。

    谷歌和  等少数科技公司垄断了第三方在线内容的投放和分发。近年来，这些巨头迫于舆论压力，纷纷采取措施，对计算宣传进行流量管控和内容审核，对一些有争议的网站和帖子进行标签甚至删除。但面对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巨额的广告利润，这些措施收效甚微。网络追踪和数据挖掘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形成了“追踪经济”，为算力宣传的普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也为虚假信息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和垃圾邮件网站。土壤。 [11]

    总体而言，计算宣传之所以在COVID-19疫情期间如此盛行，是多种因素和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为了一己私利打疫情牌，将疫情相关信息政治化，把算术宣传作为政治传播的主要手段。其次，商业公司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形成了高度专业化、产业化的计算宣传利益链。尽管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措施是在特朗普最后任期内永久封禁特朗普的账户，但这些措施往往雨声大，无法触及精心策划的宣传。起源。由于算法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而充当互联网巨头免责保护伞的“230条款”的司法权威依然难以撼动，计算宣传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话题。 。 “过街老鼠”，但现实中仍然是很少有人敢或愿意碰的“老虎屁股”。这也是西方互联网治理中难以打破的“怪圈”和“悖论”的典型表现。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传统的“宣传”概念出发，重点探索在社交媒体兴起、算法与政治传播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形式——计算宣传。计算宣传的核心过程是利用算法来操纵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算法在社交媒体上创造了一个“信息茧”环境。宣传以垃圾新闻为载体，依靠算法完成垃圾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并利用算法在社交媒体上部署政治机器人，形成针对个人用户的目标。传播环境和舆论生态很容易被操纵。

    2016年以来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和2020年以来COVID-19疫情的蔓延，进一步推动计算宣传成为公共传播的主要手段和政治行为体、企业和商业团体、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全方位影响力。公共关系和传播机构，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隐秘的。的参与，从而导致“信息流行病”的爆发和失控。尽管各国计算宣传的组织机制和使用策略各有不同，但它们对打造清晰安全的网络空间构成迫在眉睫的挑战，也威胁着现实世界的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公共卫生和生态安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增强现实（VR/AR）、物联网（IOT）等前沿技术与计算宣传的进一步融合发展，治理的意愿和难度不断加大。例如，目前“政治机器人”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垃圾新闻和帖子信息主要以文字为主，但基于图像和视频的“深度*”已进一步成熟，成为未来计算宣传的主要形式，而其破坏力和治理难度显然会进一步加大。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监管部门的“懒政”、互联网巨头的“鸵鸟”立场和不作为、法律法规的严重滞后，成为计算宣传治理的重大障碍。

    虽然计算宣传主要出现在模仿西方政治制度的欧洲、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但其在我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尚不明显。然而，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却成为计算宣传的主要目标。疫情爆发期间就是这样。以后更突出。多项研究表明，反华势力控制的政治机器人在脸书、谷歌、推特等社交平台上猖獗，其对涉港、涉疆、疫情等问题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不容小觑。还有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战期间，一定比例的政治机器人活跃于相关贸易谈判问题，对国际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引导作用。 [12]

    面对当前我国对外宣传媒体空前打压和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挑战，必须加强算力宣传研究和监测，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社交机器人进行“暗中渗透”破坏国家政治稳定和团结。同时，应采取更加多元化的平台、灵活的方式，对境外势力利用算计宣传手段抹黑污名化我国进行合理、有理有据、有分寸的“反宣传”，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 ，赢得打击电脑宣传、治理信息疫情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塑造和巩固负责任大国形象。

    参考

    ▼

    [1] 小说（2019-nCoV）-13。

    [2]施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构与路径重构[J].国际新闻，2017，39(9)：54-70。

    [3]，G.，&，P.（2018）。 ： 、关于和微博的。 , & , 22(14), 2063-2080。 doi:10.1080/.2018..

    [4] Garth S. 和 O'。 （1999）。和，第三版。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圣人。第 163 页。

    [5]刘海龙.西方宣传观念的变迁：从旧宣传到新宣传[J].国际出版社，2007(9)：36-40。

    [6]，PN，S.，＆Calo，R.（2018）。 、机器人和美国 2016 年：法律和 .的，15（2），81-93。 doi:10.1080/.2018..

    [7] ，S.，，PN，，B.，&，L.-M。 （2019）。以及 2016-2018 年新闻和媒体。 ，37（2），173-193。 doi：10.1080/.2019..

    [8]：媒体2020。

    [9]-，I.（2020）。支持特朗普的青少年团体青少年进入“巨魔农场”，由 和 。邮政。 com//-point-teens--trump/2020/09/15/-f20a-11ea-b796-.html。

    [10] Tian，世界卫生组织 - 与 CCP-模因 [EB/OL],

    [11] 来自 COVID-19、*和。

    [12] 张宏忠，赵蓓，施维英。社交机器人参与中美贸易谈判问题的行为分析[J].新闻学，2020（2）：46-59。